傅抱石作竹林七贤
江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江苏的人才优势。“江南才子”的说法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在思维上已经习惯于把人才和江苏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江苏“最强大脑”的总体特点是总量大，以两院院士为例，全国两院院士1600多人中江苏籍的有460多名，排全国第一。据统计，现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籍贯城市，位列榜首的不是上海、北京，而是苏州。201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钱七虎院士和刘永坦院士都是江苏人，截止目前共有31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中有8人是江苏人。
江苏自古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拥有众多顶级名家：文学家有冯梦龙、曹雪芹；书画家古有顾恺之、黄公望，当代有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文史学家有钱大昕、钱钟书、钱穆；天文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苏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刘邦；苏南多为谋士型政治家，如陆逊、范仲淹。苏北出军事家，譬如韩信；而苏南多为学者型思想家，如顾炎武、阮元等等。这与江苏各地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我们对江苏名人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有了一个大致印象，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江苏古代能出这么多人才？
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促进文化发展
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中原地带由于改朝换代不断爆发战争，男性青壮年大量丧命，在传统农耕时代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战争中城垣、房舍、财产遭到极大破坏，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阻滞。江苏一带除了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几千年战争相对较少，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战争规模、惨烈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破坏较小，经济始终在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中原的战乱，从魏晋六朝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中原的世家、士族、名流纷纷避祸来到南方，他们的资金、文化和人才都融入了江苏。江苏位于长江入海口、地处京杭大运河枢纽。一方面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和人居；另一方面，交通枢纽的位置带来了经济的活跃、市场的繁荣。从唐宋时代起，江苏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兴旺的经济则带来了人才的大量聚集，有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两晋时期人口大量由北向南迁移
比如，扬州在隋唐时代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在明清时代成为漕运、盐运、河务中心。清代“扬州八怪”就是在扬州盐商的赞助支持下得以形成发展的。苏锡常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称。所以从隋唐开始就成为全国的粮仓，韩愈便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据十九”的说法。民间从宋代流传至今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口碑，揭示了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后，棉、蚕丝、盐、茶叶等在苏南经济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明代便有了“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的说法。经济的发达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文教兴盛孕育博学崇文
经济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影响因素，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在内生性因素中，也有教育、家族、乡土等不同因素，但毫无疑问，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江苏经济的发达，造就了教育的兴盛并形成了博学崇文的价值取向，为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强大的保障。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崇学之风，使江苏从宋元以来人才辈出，独领风骚，在各个领域均有大量的杰出人才。
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内的古代科考实景模拟
且不说人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即在古代亦成洋洋大观。在文学领域，有明代高启等“吴中四杰”、唐寅等“吴中四才子”、沈璟等“吴江派”、冯梦龙“三言”，清代钱谦益、吴伟业等“江左三大家”、陈维崧等“阳羡派”、张惠言等“常州词派”、李玉等“苏州派”，以及四占其三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等。
文学固然如此，放眼其它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学术领域，有明代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派”，清代惠栋朴学“吴派”、庄存与“常州学派”等。这些专门家的成长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专门知识训练，经济和教育的发达能够支撑他们的学习活动。
寻求精神寄托促进潜心修学
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江苏的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和规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江苏文化中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是，古代江苏文人才子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迫使江苏文人才子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
